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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人物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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浏览次数:14288 发布时间:2018-03-01 14:35

 

苏焕清(1909 -2003)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参谋长苏焕清,1955年被苏焕清授予少将军衔。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苏焕清,原名苏福祥,1909年9月26日生于霍山县诸佛庵大干涧苏家大院的一个农民家庭。幼时,父母和弟弟妹妹一家5口可勉强度日。苏焕清10岁时,父亲病故,家中少了顶梁柱,生活举步维艰。苏焕清11岁,被母亲送进私塾就读。他顽皮好动,爱打抱不平,因与富家子弟打架,左臂被打断,遂结束两年半的私塾生涯,回家帮助母亲种田,还给别人家放过牛。
  在参加农民协会组织的舅舅的启发下,1928年5月,苏焕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,不久又加入了西乡农民协会,并担任没收粮食委员。苏焕清跟随舅舅及堂兄苏福田一道,深入乡亲中进行宣传教育,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,积极发展农民协会组织,在一个多月时间内,光是大干涧的俞家院子就发展会员100多人。农民协会开展借粮、扒粮斗争,苏焕清在斗争中总是打前阵,并在实践活动中懂得了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,逐渐提高了阶级觉悟。
  1929年1月,中共霍山县委成立。5月,发动了诸佛庵民团起义,苏焕清和广大农协会员一样,情绪十分高涨。11月,六安中心县委领导了六安独山、霍山西镇地区农民暴动,六霍起义全面爆发。12月16日,在西镇游击队的支援下,又发动了桃源河农民暴动。参加暴动的二三百农民组成赤卫队,苏焕清任大队长。他率领赤卫队首先攻打熊家大土豪,收缴快枪9支和一些子弹。接着,攻打刘长义、程为之等大豪绅地主,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土豪杨老八、汪学华。桃源河周围的小堰口、大干涧、小干涧、诸佛庵、新店河、黑石渡、落儿岭、小七畈等地也跟着行动起来,相继举行暴动。暴动胜利后,1930年1月,在诸佛庵成立了霍山县第七区苏维埃政府,同时成立第七区赤卫队,苏焕清任队长。
  1930年2月,苏焕清在商城彭家大湾,由桑家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1年1月,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麻城福田河合并成立红四军。5月,苏焕清率领被打散的52名游击队员加入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。他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历次反“围剿”斗争。在一次战斗中,身负重伤,被转至后方医院治疗,愈后留在医院,任三所代理指导员。1932年10月,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,苏焕清历任鄂豫皖后方医院政委、红二十五军医院政委兼第七十五师医院政委。
  红二十五军1934年7月攻打罗田时,部队伤员过多,苏焕清同宣传科长带一个连兵力护送由医护人员组成的80余副担架队,抬着伤员,沿途同反动民团打了数仗,将伤员送达赤城后方医院,胜利完成了任务。8月,苏焕清被诬为“第三党”关人禁闭室,并撤销其后方医院政委职务,罚当伙夫,开除党籍6个月。在禁闭室内,苏焕清异常苦闷,极力请求组织让他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自己,表示只要不死,就要革命到底。七八天后,光山县扶山寨战斗打响,敌10个团向红二十五军围来,战斗异常激烈,禁闭室外枪炮声、喊杀声不绝于耳,部队正在迅速调兵遣将,无人顾及苏焕清。苏焕清心想这下完了,作为一名红军指挥员,没有战死在战场上,却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,不行,即使死,也要死在革命队伍里,死在战斗中。苏焕清拼死挣开绳索,冲出禁闭室,冒着枪林弹雨,追了好几千米,终于赶上红军大部队。1934年1 1月,苏焕清随着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,北上抗日,开始长征。
  1935年9月,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汇合。一天,徐海东找到毛泽东,向毛泽东汇报了鄂豫皖根据地“肃反”扩大化,部队至今还有300多位同志受冤枉的情况。毛泽东要徐海东亲自去做解释工作并予以平反。徐海东回到部队,找来这些受冤的同志,宣布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定。
  苏焕清1936年7月调任红二十五军军委政治部巡视员。11月,被派往延安抗大二期学习,至1937年8月毕业。在抗大期间,苏焕清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,各种学习活动都积极参加。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所作的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报告,深入浅出,生动深刻,他尤为爱听。他先后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、中国近代史、中共党史等课程,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都有较大提高。
  抗大毕业后,苏焕清被派往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任交际副官。当时,师部要求三四四旅派一名干部前往山西太原八路军办事处,找程子华主任向国民党山西省主席阎锡山要武器弹药。苏焕清受命前往,要来武器弹药12车皮,为平型关战役后勤保障.工作做出了贡献。
  1940年,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,苏焕清所在的部队,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,黄克诚任师长,苏焕清升任师副官主任。当时,部队从华北转往苏北,经济非常困难,仅剩苏焕清掌握的64块银元了。刚到苏北,立足未稳,群众生活又苦,又近年关,干部战士无冬衣,买布又没有钱。经苏焕清张罗,请了一些富商、绅士吃饭,并趁机做思想工作,要求他们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没钱的出布出粮。商会会长首先签发50匹布。大家看到商会会长带头签50匹,也都纷纷签了30匹、40匹、50匹不等,筹集了款项和物资。
  新四军三师南下苏北前,驻扎在太行山区平顺县的一个山村里。该村群众没有水喝,要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地主家的鱼塘里去挑水,挑一担水还要给一个铜板。部队驻进村后,苏焕清立即组织战士捐款、捐物,送给百姓。老百姓纷纷到部队感谢他们。接着,苏焕清组织战士帮助老百姓修路、打井。当时的平顺县老百姓吃不饱,穿不暖,哪有钱去修路、打井。不要老百姓出钱,老百姓只要出力就行了。大会一发动,群众纷纷拥护。但是,对于打井,苏焕清不懂得技术,思来想去,认为水往低处流,就在一个半山口上找了一块地,一鼓作气地挖下去,挖到20米深处,终于挖出水来了。这一下大家的信心更足了。老百姓纷纷把石头、炸药都搬出来,这个井终于打出来了。老百姓高兴得不得了,有的手捧清水,流出了激动的泪水。老百姓为感谢部队为他们解决了吃水的问题,遂立了一块纪念碑。可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造反派硬说苏焕清是贪图名誉。因为这个碑,苏焕清被批斗了两个月。
  1942年6月,苏焕清调任盐阜区货物管理局局长。为完成上级交给的税收任务,他想出各种办法,团结各阶层人士,大力整顿局风税纪。制定出生活制度、检查工作制度、业务教育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,并努力钻研税收业务,严格掌握税收政策,细心制定税率表,认真检查执行颁布的税率情况,迅速转变角色。在收税过程中,遇到困难,他主动向师里请示汇报,切实为基层解决各种实际问题。
  苏焕清1943年3月调任新四军三师师部科长,5月任师供给部长。1944年9月,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华中淮南党校整风学习。1945年3月,又调任盐阜区货物管理局局长。抗战胜利后,为贯彻中共中央“向北发展,向南防御”的方针,1945年9月,新四军三师奉命北上,会同东北抗日联军,开展工作,苏焕清时任新四军三师后勤部长。1946年春,该部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,苏焕清仍为师后勤部长。他带领各旅及师会计去华北买布,筹办军需物资,因交通被敌切断,遂留大连。先后任大连贸易机关经理、东北民主联军总供给部部长、第四野战军供给部部长。
  新中国成立后,苏焕清历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财务部部长、军需部部长、车辆兽力运输管理部部长、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。1957年10月,苏焕清调任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部长;1964年4月任总后司令部副参谋长;1965年5月,兼任管理局局长。其间,他负责修建京西、京丰招待所(后改为宾馆),克服设计、经费和建筑材料紧缺等重重困难,在一年期限内,高质量地完成了筹建任务。接着,苏焕清又负责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筹建工作。军博是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,由中央军委负责筹建,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任主任,下设军博.工程指挥部,苏焕清任总指挥。指挥部既是建设单位,又是工程的勘察设计和施工单位。为确保工程顺利完成,中央军委从北京军区抽调一个步兵团,加上回国后的志愿军警卫营,前后参加修建的达万人以上。该工程1958年10月上旬正式开工,于1959年7月中旬竣工。苏焕清既是营房部长,又是工程总指挥。任务十分繁忙,经常吃住在工地,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,终于保质保量地提前完成任务。军博工程指挥部被北京市委、市政府评为首都十大工程中三个红旗优胜单位之一,受到中央军委的高度赞扬和评价。
 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苏焕清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作了坚决的斗争。1967年,被邱会作一伙迫害关押。1969年10月,送青海省贵南马场放马,成了一名现代“牧马人”。1972年5月,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,苏焕清返回北京。1973年7月,苏焕清又回到总后管理局帮助工作,1975年7月任管理局政委。1978年12月,复任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。1982年8月离职休养。
  苏焕清离休后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,生活很有规律性,乐观、豁达。2003年2月2日,因病在北京逝世,终年94岁。
  张萍 (1916-1996)原名张保政,男,出生在霍山县漫水河镇平田村张家花屋一个农民家庭,少年时读过两年私塾。1929年7月,在霍山县第七乡加入童子团,先后任童子团分队长,中队长和县团部秘书。1929年11月,参加了霍山西镇暴动。西镇暴动成功后,被编人西镇游击队。1930年4月,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32年,参加了由徐向前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,曾任营参谋、副营长等职,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。1935年,随红四方面军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同年6月,在长征途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随红四方面军两次过雪山、草地,历尽艰险,辗转到延安。曾任延安留守兵团司令部二科科长,情报处副处长,在保卫延安战斗中立下了战功。解放战争时期,先后任吉林军区司令部一处处长、广东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,第四野战军航空处处长等职,参加过著名的辽沈、平津、淮海和渡江战役,以及解放武汉、长沙、广州、海南岛等数十次大的战斗。他足智多谋,除直接指挥战斗外,还多次深入敌后侦察,出色地完成各种战斗任务,曾多次荣立战功,受到部队的通令嘉奖。新中国成立初,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,由于指挥得力,曾荣立一等功。回国后历任武汉军区空军指挥所所长、广州军区空军高射一O九师师长,广州军区空军高炮指挥部参谋长,兰州军区航空局局长等职,为正军职,大校军衔。1961年由空军转西北民航管理局任局长,行政九级。1983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离职休养,1996年6月21日在西安病逝世,享年80岁。
  张萍出生在革命老区,青少年时代就受到革命的熏陶,他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,立志报效祖国,在革命战争年代,曾多次受伤,和平年代又致力于航空事业。他出身于贫寒家庭,不怕艰苦和劳累,爱护士兵,关心民众。有一次参加战斗,一个马蹄吃了三天,送来的水他自己不喝给士兵喝。在战场上没水时,还用小便煮过饭。一天,他骑一战马去前线指挥战斗,途中见一老奶奶坐在路边哭泣,他下马询问缘由,当得知老奶奶是因国民党士兵买菜时给了他一块假银元,全家人无钱买米充饥时,立即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一块真银元换给这位老奶奶,并顺便将假银元放在胸前的衣兜里。上战场后,敌人的一颗子弹正好打在这块银元上,将银元打了一个凼,而他白己未受伤。这虽是一种巧合,但却反映出他的爱民之心。张萍对家乡也很关心,老年时还专程回到家乡探望,询问群众疾苦,关心家乡的发展。
  汪登科 (1909-1997)霍山县人。1929年参加革命,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人中国共产党。正军职,大校军衔。1932年始任红四方面军排长、副连长、政治指导员、总医院第一、二分院政治处主任和政治委员。1935年参加长征,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留守处党总支书记,1937年2月人延安红军干校学习。抗日战争期间,曾任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、民运科长、四支队直属队党总支书记、独立团政委、巢北支队副政委、二师六旅十七团政委。解放战争期间,历任新四军二师六旅政治部组织科长,华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长、新四军七纵十九旅五十五团政委、第三野战军东兵团十三纵三十八师政治部主任、第三野战军后勤运输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曾参加过苏家埠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、莱芜战役、渡江战役等。建国后,历任华东军区后勤干部学校党委书记、政治委员,华东军区后勤部党委委员、干部管理处副处长、浙江金华军分区政委、安徽安庆军分区党委书记、政委。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勋章,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勋章。1997年2月去世,享年88岁。
  黄从礼 (1918-1997)男,中共党员,霍山县漫水河镇黄金山村人,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,幼年在家放牛,未读过书。民国十八年(1929年)参加童子团,任中队长。民国十九年(1930年)入伍,随高敬亭率领的红军部队先后转战霍山诸佛庵、湖北英山等地,任通讯员,后为排长。抗日战争时期,先后任新四军四支队九团一营排长、独立三团连长、独立四团二营副营长。解放战争时期,先后任野战军第四纵队三十一团营长、三十一团参谋长、先遣四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、安徽六安分区七团副团长兼剿匪副总指挥,率团解放金寨县。新中国成立后,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分部警卫团团长、志愿军后勤部队整编二队大队长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训练团团长KpB团团长、解放军杭州海军疗养院院长和东海舰队后勤部副部长。他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,副军职。1983年离休,在海军干休所疗养,1997年9月去世,享年79岁。
  黄从礼从幼年开始,就参加了革命,戎马一生。他在土地革命战争中.参加了红军暴动,并随红军经过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在抗日战争中,和地方武装一道打过游击。在解放战争中,参加过淮海和渡江战役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,他带领部队网满地完成了后勤保障任务,支援了前线作战。解放军海军建立初期,他负责训练团的工作,为新中国海军初期的建设与发展献力。在部队中,无论是战争年代,还是和平时期,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,艰苦朴素、克己奉公。同时,还热爱家乡,关心家乡建设。在职和离休期间,曾多次回霍山老家探望,询问家乡人民的生活情况,关心老百姓的疾苦,与当地干部共商发展大计。这些,都给家乡人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
  梁昌汉 1912年生,卒年不详。霍山县三尖铺人,男,汉族。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次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33年转人中国共产党。曾任第四方面军军医院代理医务主任,参加了长征。1940年毕业于延安中国医科大学。后任八路军一二O师卫生部手术队队长、西北野战军三五八旅卫生部副部长。参加了百团大战和瓦子街、扶郿等战役。新中国建立后,历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卫生处处长、青海省卫生厅厅长、青海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梁吕汉医术精湛,.工作认真,为人谦和,不仅受到部下的尊重,还多次得到上级的褒奖。
  王承先 霍山县人,1916年生,1930年7月参加革命,1933年4月加人中国共产党。历任排长、连长、指导员、股长、教导员、科长、团政委,青海格尔木指挥部副指挥员、兰州军区后勤部油料部部长等职,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,1962年晋升为大校军衔、1971年离休时为副军职,在新疆军区西安第三干休所休养。王承先所在的部队长期驻守少数民族地区,他在与少数民族人民交往的过程中,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,注重密切军民关系,曾受到上级的褒奖。王承先在21世纪初已去世,具体去世时间不详。
  王启应 (1914-1989)霍山县漫水河镇平田村人,中共党员,1928年参加革命。1929年先后参加西镇暴动、六霍起义。1930年加入红一军,是年7月参加英山战斗。1931年红一军整编后,加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十一师,参加平汉线上的信阳战役,后随部队进攻麻埠、独山,转战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,任李先念的通信员,参加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“围剿”。1932年随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,进入川北通江、南江、巴中、达川等地区,任张国焘的话务员,后任徐向前的警卫员。红军长征时,他和部队一道三次翻越雪山和过草地。到达陕北后,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参谋,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。1939年被送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(第四期)。1941年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六九团团参谋。1942-1944年再次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,因成绩突出,留校担任营、团、师干部教育工作。1946年任太行军区警卫团参谋长,先后参加百团大战、平汉线战役、临汾战役、太原战役。后来先后任解放军十八兵团直属教导团团长、政委、书记。1950年任成都军区温江军分区干部部长。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,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预备师副师长代参谋长。1953年任成都军区乐山军分区司令员、党委书记。组织、指挥平息“凉山武装叛乱”。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、二级“八一”勋章、三级“解放”勋章、三级“独立自由”勋章。1958年离职休养。1988年授予二级“红星”勋章,并定为军职干部。1989年1月20日因病医治无效,病逝于四川成都。
  蔡家荣 (1914-1994)男,汉族,霍山县诸佛庵人(祖籍在现金寨县)。1930年参加红军,历任部队连长、副营长、团长。解放战争时期,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参谋长,后任第二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(司令员王树声、政委戴季英,该纵队下设3个旅,旅长分别为皮定钧、张才干、刘吕义,其中第二旅政委为刘健挺,也是霍山人)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军区副参谋长,副军级干部,军衔不详。
  蔡家荣参加过六霍起义、红军长征和中原突围战,并参与创立鄂西北根据地和组建鄂西北军分区。1983年6月离休,1994年6月去世,享年80岁。
  储鸣谷 (1908-1988)男,六安县南官亭人。早在青年时代就信仰马列主义,192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,参与学运、农运的组织领导活动,并积极参加了六霍起义。1934年3月正式入伍,历任党的情报员、六安抗日白卫军大队长、皖西军分区独立团团长、六安专署建设科副科长、霍山县文化馆馆长、霍山县政协副主席等职。1978年4月离职休养,1988年11月病逝,享年80岁。
 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,在党的领导下,储鸣谷跃马扬鞭,驰骋战场,同敌人进行斗争。新中国建立后,他一如既往,勤奋工作。尤其是调到霍山后,全力投身于文化事业,为霍山县文化事业的发展,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  1962年5月,他被调到县文化馆担任馆长之职,从事文化工作,一千就是22年。在此期间,他不顾年迈体弱,带领全馆人员克服重重困难,开展群众文化活动,使文化馆站工作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。他指导全县文化馆(站)干部,成功地举办了大型革命教育展览、革命歌曲演唱比赛和曲艺人员培训班,对兴起的农村业余剧团进行了整顿和指导,还建立了农村文化室。1965年8月,他亲自组建了霍山县文化馆曲艺组(6人),经过培训后,深入农村,巡回进行曲艺说唱活动,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同年12月,他亲自率领这支当时被誉为“乌兰牧骑式”的文艺工作者,徒步到漫水河、大化坪、磨子潭、诸佛庵等深山区作巡回演出,长途跋涉,在16个公社演出98场,历时四个半月,行程达到1200余里。曲艺组走到哪里,老馆长就跟到哪里,不顾劳累,帮助安排生活和演出。有时还召开当地农民座谈会,搜集当地新人新事中的典型事例,编写曲艺节目,就地说唱,受到广大干群的欢迎。
  储鸣谷是位老红军,他经过半个世纪革命的磨炼,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知识,尤对皖西革命斗争史实如数家珍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全国各地兴起编史修志热潮,为抢救党史、文史资料,他在从事群众文艺工作的同时,又拿起笔杆,奋力写作,撰写回忆文章,将他最了解的人和事形成了一篇篇珍贵的资料。后来虽然病魔缠身,也从未间断。安徽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三部《皖西革命回忆录》专著,收录储鸣谷撰写的回忆录有:《革命根据地创建人——舒传贤》、《淠河岸边的山菊花——缅怀女共产党员汪孝芝烈士》、《随红一军东征》、《组建抗日武装琐记》、《六安城头红旗飘》。在《六霍起义》一书中,收录有《决定全面发动六霍起义的两次重要会议》一文,在《六安文史资料》一书中,收录有《六安遭受一次特大的风灾》一文。此外,他还创作了一部十余万言的革命斗争故事小说《大别山星火》,惜因病未能修改付梓。
  他早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,因而深谙中国传统的翰墨艺术,并有很深的艺术造诣。在文化馆工作期间,他经常同文化干部和业余爱好者谈论书画创作,不时地挥毫泼墨,作书作画,言传身教,培养了一批书画人才。他的国画——花鸟条屏,生动自然,栩栩如生,为众人所推崇。他的书法,师宗王羲之、柳公权,章法严谨,潇洒自如。文庙后殿廊柱上留有他书写刊刻的楹联:“悠久文明冠世界,传统教育沁人心。”更有甚者,储鸣谷的篆刻艺术炉火纯青。为追求方寸之石无穷的艺术美,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代价。没有石料,就亲自跑到东西溪的大山上去挖,回来后又将几麻袋不成形的石料,加工成一方方印章;没有刻刀就用钢锯条代替,就这样因陋就简刻了起来。日积月累,他终于完成了37首毛主席诗词的篆刻艺术创作,存篆刻作品数百方。省博物馆曾展出部分作品拓本。书面大家赖少其看到他的篆刻艺术作品后,兴奋不已,欣然命笔,写了书名。
  朱琳 (1915-1999)男,汉族,初中文化,霍山县大化坪镇白莲岩村人,1931年4月参加革命,任少先队副大队长。1932年8月参加工农红军,1935年9月加人中国共产党。1937年8月所在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,历任通讯班班长,部队排长、副连长、连长、副营长,支队参谋长、副支队长。此间曾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学习,担任四队排长。解放战争至新中国建立后,先后任胶东军区海军独立团副团长、105师15团团长。1954年4月调任淮南人武部副部长,同年6月调往阜阳,任人武部部长。1964年3月离休,享受地厅级待遇。1999年因病在霍山去世,享年84岁。
  朱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曾参加了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,参与了保卫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,而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是一位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老红军。
  吴河清 (1907 -?)字应祥,男,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,霍山县人(原居住地现已划归岳西县)。他少时家境贫寒,承蒙族人共襄,才得以在南京接受高等教育,毕业后回乡短暂就馆授教。1926年10月赴广州,考入黄埔军校,为第六期学员,1929年6月毕业(其间曾短暂参加过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工作)。
  吴河清黄埔军校毕业后,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4师政训处科员、排长、连长、股长。1932-1934年,在安徽地方任职。其中1932年1月被任命为安徽省国民政府第五专区首席县长(专署驻滁县),同年8月调任省保安处少校科员,后任省保安三团上校团长。1935-1938年4月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40旅719团第一营、第46师276团2营少校营长。其间1937年11月随国民革命军第46师,赴前线参加淞会战,抗击日本侵略军。该师于徐家桥、徐家村、仇江之线占领阵地,参加苏州河阻击战。虽敌军被击退,但战况空前惨烈。国民革命军以血肉之躯和劣势装备,抗击着持新式装备并有海、陆、空相互配合作战的日本侵略军的轮番进攻,参战的46师几近全军覆没,吴河清也身负重伤。
  1938年5月,吴河清被选调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(中央训练团)第一期受训。1939年结业后,留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。先后任人事组统计科上校科长、人事组少将副组长。参与人事管理,致力于抗战干部的培训工作。抗战胜利后,为恢复国民经济和收复台湾,他继续留在中央训练团,参与干部培训与管理工作,先后任少将教官、干部总队副总大队长、干部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、训练团办公厅少将副主任。吴河清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10年间(1939-1948),曾担任多期训练班的班主任及教官,并长期负责人事管理工作。1943年10月经严格选拔,考入国民党创办的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习。在读期间,同时兼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教学与管理工作。1946年3月,从陆军大学毕业。1949年1月,吴河清调任长沙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少将副总队长兼第1团团长。1949年8月,调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部第2署第2处少将处长。1949年12月24日,吴河清在国民党陆军总部曲靖(云南)留守处率部起义。1950-1951年间,在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。随后被分配至地方工作。
  吴河清将军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回霍山探过亲,在同家乡亲邻的交谈中,无时不流露出对家乡的热爱与眷恋之情,同时盛赞家乡的革命和建设事业,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后,不仅与家乡也与在外地工作的亲人失去联系,虽经多方探寻,仍无结果。
  杨美清 (1931 -1990)男,汉族,号皖苍愚人,霍山县与儿街镇石河人。生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云南省作家协会理事,云南省著名作家、诗人。
  杨美清年少时,因家庭经济困难,不能继续读书。1947年初,年仅16岁的他就只身前往合肥谋生,次年5月转往南京,投奔在国民党海军部供职的堂叔。后来由于信念不同,他就到位于南京珠江路207号的私营“大中华印刷厂”当排字工人。1949年6月下旬,他响应党的“解放西南、建设西南”的号召,报名投奔西南服务团,被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一大队云南支队。经过三个多月的集训,1949年10月离开南京,历时140天,于1950年2月抵达昆明市小石坝。他被分配到云南省邮政管理局人事科工作,195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。先后任县邮电局局长、县委宣传部部长、州委宣传部文教科长、州革命委员会宣传组副组长和州文联副主席(主持工作)等职,专业职称为副编审。
  杨美清的祖父是塾师,受其教育和熏陶,白幼酷爱文学,长于写作。少年时代就会写律诗,16岁时在合肥《公正报》上发表过律诗《中秋感怀》,17岁时在南京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散文《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》。在赴滇行军途中,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,进行文艺创作,写了不少诗词,记录了当时的真情实感,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。他编辑了《西南服务团诗词选》,并得到老作家杜宣的点评和赞扬。
  杨美清自1949年参加工作后,一直工作和生活在云南,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西南边疆的建设事业。他深入基层,贴近群众,深得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戴,被誉为“洱海的螟蛉义子”。他在云南工作40余年主要从事文化宣传工作,主编过《大理文化》、《点苍山》等刊物。宣传介绍少数民族风土人情,赞美云南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英雄模范人物,讴歌西南边疆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。在文学创作上,他涉足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领域。通过40年勤奋笔耕,共创作各类文学作品上千万字,包括诗词一千余首。1957-1989年已正式出版的著作有:中篇小说《战斗在大石山上》、《闪光的琴弦》,短篇小说集《苍山脚下》,叙事长诗集《火把节》、《望夫云》、《蛇骨塔》、《南国藏僧》,散文集《大理风物散记》,游记集《大理风光》,并与他人合著了《西双版纳风物志》、《白子将军——民族英雄周保中文学传记》、《大理风情》和童话集《神笛》等。1960年,在全国第三次文联会议上,著名作家老舍对他的《望夫云》、《火把节》、《蛇骨塔》给予了很好的评价。后来,《望夫云》还被杨宪益先生译为英文出版。
  杨美清虽然身在边陲40年,却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,眷念着家乡的山山水水、亲朋好友。他生前曾先后四次回乡探亲,与亲邻好友把酒临风,闲话麻桑,并留下了很多畅咏故乡的诗词楹联。仅1964年7-9月第一次返乡时的诗作就达64首,并在1987年12月,整理成集后寄回霍山。霍山县小南岳文学社成立后,他欣然受聘为顾问(后为名誉社长),并题赠楹联一副,以资鼓励。联日“淠河含珠,地灵人杰,书画名邦不忘开拓者;南岳蕴玉,石宝林泉,文增美秀犹赖后来人”。杨美清对家乡饱含深情厚谊,他咏赞霍山的诗词楹联,凝聚了一个远游他乡的赤子对故乡的诚挚情感,也是霍山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。
  杨美清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,在文学上的建树,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认可。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(现代第3分册)、《中国现代作家》(续集)、《中国诗歌大辞典》、《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》和《白族文学史》等均对他作了介绍。1990年,59岁的他仍然身体健康,精力充沛,创作激情饱满。但是,该年5月4日,他在去参加州党代会途中,竟不幸遭车祸,因公殉职,
  马政权 (1950-2001)男,汉族,霍山县人,中共党员。他年轻时当过农民,也参过军。1971年从部队退伍后,当过工人。后来先后担任县水泥厂厂长、县工业局副局长,县轻纺局局长,县审计局局长、县人事局局长。职务虽在不断变化,但共产党员的本色没有变,始终都在实践着他“清清白白做官,规规矩矩办事,勤勤恳恳为民”的人生诺言。马政权一年四季都是粗茶淡饭,也没有一件上档次的衣服,他家的住房不足60平方米,低洼、潮湿、破旧。当了人事局长后,有些人想给他建房、换房,他一一拒绝;有人要无偿给他装修一下,他也坚辞不让。他说:“这比起我原来租住十几年的小破屋,已经是很不错的了。”马政权从不贪占公家的一分钱,处处想着为公家节省。到外地出差回来,他只报销住宿费,从不领出差补助。他没有BP机、大哥大这类当时时尚的通讯工具,家里最值钱的是一台18英寸旧黑白电视机、一台老式冰箱和一辆骑过十几年的白行车。天气好时,他骑着旧白行车上下班;雨雪天,从家里步行到单位。出差时,如遇到单位其他人用车,他尽量让给别人,自己搭便车或者挤公共汽车。私事更不用公车,年近八旬的老父亲每年从乡下赶到他家里过春节,他要么让父亲花钱坐车来,要么自己或儿子骑自行车去接。他从不接受任何人的吃请和送礼。当人事局长几年,夫妇俩为拒收礼品不知磨了多少嘴皮,伤了多少脑筋,甚至还得罪了一些人。2000年冬天,马政权的一位老同事,陪家住农村的战友为儿子毕业分配的事找他,俩人拎着一只鸡、一条鱼和几十个鸡蛋到他家,他坚辞不收,老同事硬是将礼品留下。谁知第二天一大早,马政权的妻子还是将礼品送到老同事家中。马政权曾对找他办事的人说:“凡是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事,是我应该做的,我一定做好,用不着酬谢;凡是不符合政策的事,送的东西再多也没有用,我既不能收也不能办。”他很少说研究研究、考虑考虑等官话,能办的事马上安排去办,不能办的事,他总是耐心地解释。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例是属于“不给好处不办事,给了好处乱办事”的情况。1995年,马政权妻子所在的县食品厂破产了,妻子成了一名下岗工人。为了给家里添补点收入,她在一家私人办的酱油厂打工,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,每月只能领到300元工资。而当时,凭着马政权当人事局长的面子,只要他开口,甚至无须开口只要默许,妻子就可以找到一份既清闲体面又收入高的工作,但马政权没有这样做。马政权把“原则”二字看得很重。在人事局,他对来办事的人,不分亲疏贵贱,不问什么来头,该给办的尽快服务到位;不该办的,坚决不办。他经常教育工作人员,要树立群众观点和为民意识,想群众之所想,急群众之所急。一次,有个专业技术人员伪造证件参加职称评定,被发现后,有不少人找马政权说情,他都没理睬,结果对这位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,进行了严肃处理。有几个乡镇的退休干部,因工资兑现问题到人事局查询,马局长不仅热情接待了他们,还积极与有关方面联系,及时解决了他们所反映的问题。一名教师因有特殊困难想调到上海工作,在马政权的直接过问下,很快办妥了各种调动手续。霍山二中一名老退休工人与马政权素不相识,为解决儿子的就业问题,找到马政权。马政权认为其要求符合政策,数十次找有关领导说明情况和政策,终于满足了老人的要求。2000年9月,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评选“人民满意的好公仆”活动,马政权在“三上三下”的多轮投票测评中,次次荣登榜首,被评为“人民满意的好公仆”。同年被评为优秀正科职公务员。马政权虽然官不大,未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但他勤奋工作、坚持原则、清正廉洁的作风,县直机关和乡镇干部几乎人人皆知,也得到了老百姓的赞赏。更重要的,是为从政人员树立了榜样。2001年8月17日,马政权因病逝世后,中共霍山县委将他作为廉政的典型,作出在全县开展向马政权学习的决定。
  何云钧 (1917-2000)字秉衡,男,汉族,霍山县漫水河镇万家山村人。1935年安庆六邑中学毕业,同年下半年人交辎学校学习(第七期)。1937年下半年为“抗日救亡”,人抗日部队通信兵学校学习。1938年下半年分配到通信兵第一团任中尉保管员,后调至驻闽绥靖公署(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部),因两次战功,晋升为中校参谋。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(第17期21总队3大队4中队),1941年分配到国民党第一战区55军任营长,参加修筑中缅公路,为抗战打通国际运输线。后因多次立功而被破格晋升为团长,上校军衔。
  1944年抗战接近尾声,且因战争形势转为内战,何云钧遂毅然离开部队回到家乡,在上土市霍立联中当教师。1946年到霍山县立初级中学教书,随后在定远农林场当测绘员。1962年开始从事水利工程建设,参加九包公路、漫包公路等多处桥梁的设计与施工,并任漫水河、鸡冠山等多处水电站的总设计和总指挥。在修鸡冠山水电站时,为勘察地形,他曾5次率工作组翻山越岭于小河流域上、中段,用科学、精准的数据,力主修改了该项工程的预定方案,为国家节省经费十几万元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何云钧因在抗日战争中立过功,而未受到冲击。1984年,应船仓乡政府的特别邀请,到船仓中学当数学教师。
  何云钧还曾以毕生精力研究《易经》,1991年终于巧用立体几何、三维构象等方法,成功揭释了《易经》中关于“河图与洛书”的神秘面纱,并于1993年在台湾《图文天地》第9卷第5期发表了论文《解开千古之谜——河图与洛书》。后来,还得到大陆的中国易经协会、中国易经研究会、中国易经学院的充分肯定。其中中国易经协会还发出邀请函,要他参加中国易经卓越成果颁奖大会,并授予“中国易经大师”的称号及奖杯。由于这时他已去世,未去领奖。何云钧是破译“何洛之谜”第一人,填补了中国几千年来研究“易经”的这项空白。
  李思治 (1931-1994)男,汉族,霍山县漫水河镇人,双博士学位获得者,台湾名医,台湾“国大”代表。他出身于名医世家,族人李青肇精通医理,曾在皖、川、陕、晋、苏等省行医或讲学,留有医著。李思治的父亲也是当地名医。李思治白幼在家读书时,就立志子承父志。他1949年18岁时随国民党军队赴台,先后在台湾两所著名医学院、台湾淡江大学,以及国际基督学院、美国加州大学、美亚大学读过书,分别获得淡江大学文学学士、国际基督学院硕士、美国加州大学和美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。毕业后,先后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八一六医院、空军医院、三军总医院、台湾医药研究所等有名医院或科研单位供过职,并担任过台湾淡江大学校医,台湾树人医校、仁德医校、德育护士专科学校讲师、教授,台湾十二整形外科医院院长、中西医院院长,台湾中西医药学会会长等职。著有《现代医学与中华文化复兴》、《血型调查研究》、《解剖生理问答》、《生物学题解》、《教师甘苦谈》等书,并经常在台湾各大报纸杂志上刊登学术论文。退休后,在台北市开设荣寿堂总医院暨李氏综合医院,任院长。其医术精湛,素为蒋氏父子,严家淦等器重,也为当地医学界人士所推崇。曾多次出国为外国政要治病,并多次赴美国、日本讲学,也曾在香港行过医,在台湾颇有声望,在海内外医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。李思治热爱家乡,他曾三次率访问团回大陆进行学术交流,并多次回家乡探亲。对霍山发展中医药事业十分关心,对培养中医药人才甚为支持,欣然应聘为安徽大别山中医药学校顾问,交流管理经验,进行学术讲座,为家乡的医疗卫生事业献力。李思治因病于1994年在台北市去世,享年63岁,时连战、郝柏村等台湾政要送了挽联,陈立夫为其祭奠。
  夏泉源 (1906-1988)字涤凡,男,汉族,上海暨南大学毕业,霍山县上土市镇上店村人。1935年8月参加国民党,任41军123师政训室上尉助理员;1936年9月任123师政训处处员,1937年1月任123师团指导员。1937年以后,先后在国民党军队任营长、军官纵队中队长,西北行辕人事科长(上校军衔),后调到川湘鄂绥靖公署任人事处处长(军衔不详,自述及知情人转述是少将,当时任此职务的也必须是有少将军衔的人才能担任,但未找到他个人的相关档案)。1949年12月19日,与国民党军队兵团司令兼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将军,一道在川西投诚。投诚后,在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修班学习,1950年11月任西南军政大学训练部教员,1952年4月转业回乡。1978年起任霍山县政协委员,直至1988年逝世为止。在任政协委员期间,为家乡扶贫和建设多次进言献策,得到了上级的重视,并付诸实施。
  何治鸿 (1919-1995)男,汉族,霍山县人。他是解放上海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指部通缉的战犯之一。青年从军,解放战争前夕,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,这是一支由蒋经国亲手组建,有“太子系”之称的嫡系部队,被编在国民党青年军二O四师六一一团,任政.工室中校主任,后升为上校(曾在二O五师任过政治教官)。淮海战役后,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,蒋家王朝濒临覆灭,二O四师奉命由青岛调到南京,1949年4月23日,由南京撤到上海。5月中旬,解放军兵临上海,六一一团进驻上海鼎鼎有名的“四行”——中国银行、中央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农业银行,负责把“四行”金银运到海边,再由大轮运往台湾。当时该团调集了大小汽车200多辆,并有大量黄金。黄金刚运到海边,其上司传来命令,连人带车快速撤退到苏州河北岸。当时,守护上海的总司令汤恩伯已逃到台湾,副总司令刘吕毅代替汤的职位,已宣布起义。青年军有政工组织系统,人员调配“一条线”,归蒋经国直管,薪饷也是单独的,权力很大。何治鸿是团政工室主任,团的一切命令没有他的签字不生效,实际上控制着该部队。所以刘吕毅宣布起义,青年军仍然白成系统,可以不买他的账,而二O四师师长万宝仁还在命令他们死守苏州河,直到最后一兵一卒。此时,上海市区里除青年军二O四师一万多人外,各种杂牌军尚有10多万人,而团以上军官化装跑完了,群龙无首,青年军走到哪,他们就跟着转。六一一团与师部断了联系,何治鸿把指挥部迁入四川北路凯富饭店,命令各部队原地待命。十万杂牌军把六一一团看成是他们的中心,而何治鸿俨然成了十几万蒋军的最高统帅了。在惶恐混乱中,团督导员李建白告诉何治鸿说:“大势已去,自己不能挽救自己的灭亡,何苦叫老百姓跟着遭殃。”解放军发出最后通牒,若不投降就炸掉指挥部,并反复广播着“缴枪不杀”和“告蒋军官兵书”。此时,何治鸿是降是战犹豫不决。解放军三野某部政治部主任萧大胜打来电话劝其投降。此时,六一一团一个安徽老乡叫缪文宣,也劝其早做决定。直到这时,何治鸿才作出最后抉择,接受投降。1949年5月27日,在中国银行的柜台上,何治鸿代表上海10几万蒋军,与解放军代表在投降协议上签字,而后又将上海几家银行的金库及其物品,如数交给了解放军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何志鸿曾任霍山县一至四届政协委员,于1995年5月病逝,终年76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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